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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的提出是面对挑战的决策回应；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的科学概括、廉明政治观的系统表述。江泽民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提出至高无上的标准和要求：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划清了它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和非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这一战略决策充分表明了共产党的郑重态度，也是它充满自信的体现。随着时间的迁移，“三个代表”对于立党、执政、治国的指南作用将日益显现。

面对挑战的决策回应

“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严峻考验的决策回应。它是基于对我党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的清醒把握，基于对我党队伍、状况的重大变化的深刻分析而提出的；它表达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体现。在某个角度上说，它是江泽民“忧党、忧国、忧民”的居安思危情结的反映，是他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提出的一种警示。江泽民在江苏考察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党“抵御风险”和“面临各种政治风浪时也能显示出强大战斗力”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从提出“三个代表”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从国际环境来说，我国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政治上，由于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使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仍处于劣势态势，承受着国际资本的巨大压力。经济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它们占居支配地位，因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弱势也相当明显。尽管近20年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成就引人瞩目，但总体上我国目前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地位仍处于弱势。这表现于中国的发展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我国人均国民生产值（1999年为772美元）既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水平（1996年人均1090年美元），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50年来不仅没有缩短差距，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差距。（1949年，中美人均国民生产值之比为1:19，而1997年则扩大为1:43）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存在着制约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它在短期内难以追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步伐。

从国内环境来说，我国既赢得了举世惊羡的业绩，但也存在着制约社会发展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回顾我国以往的发展历程，在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同时，伴着不少决策失误夹杂其中，因而赢得的成就，其代价是相当高昂的。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目前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少难以跨越的屏障，择其要者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中国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低，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尖锐，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有效抑制，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大了极大的困难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不佳。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普遍存在着的三大难题，即社会失序、道德失衡、政治动荡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困扰着我国。这固然有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原因使然，但也有历史积累的深层矛盾的因素的作用。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和超大型的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国家规模本身就是制约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国，尤其是超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由此是有不同于中小国家的许多重要特征。因而其管理的难度是举世罕见的。我国社会积累的一系列深层矛盾，使国家管理面临诸多两难性抉择：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要转变“两高两低”（即高收入高资源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却又受制于人才资本和技术条件的制约，若不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必加剧环境的退化；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若以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迅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则有大量人口无从就业，若照顾人口素质的现状则极需要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又势必制约高新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中国跟进发达国家的速度；在现代化进程上，要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难免加剧社会局部不稳定，而把社会稳定置于首位则难免会推迟改革的速度，拖延现代化进程；在法治问题上有乱世用重典之说，但也有法不责众之说，面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实也有两难之处；在公务员队伍的建构上，要精简机构，但面临着人员分流的压力和部分公务员抵触的阻力，不精简则承受着制度成本增大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压力。此外，还有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效率与公平、城市二元化结构的调整等等的两难抉择。这一切都对执政党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才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亟需要全面权衡利弊并趋利避害，贯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比取其轻”的原则，根据事物本身的规则掌握良好的“度”予以解决。

从执政党的状况来看，我党经历了将近80年的发展历程，已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胜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但是我党的现有状况与其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和人民群众对它所抱的高期望值有着相当的差距。这里有二个突出问题值得高度的关注。一是党的发展规模太大，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特殊的难度。目前中共已成为有6300万多党员和有350万个基层组织的超大型政党。事物的数量和质量有着内在的关系，政党不同于一般的群众团体，是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者。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它的成员应是社会的精英。一旦政党的过份膨胀，政党先进性便会受到挑战。今天，差不多12－13名成年中国公民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这种比例关系使党员和党组织的先进性的保持和体现面临着新的挑战。究竟党应控制多大的规模以便使它更好地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二是党内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八十年代初我党开始提出纠正不正之风、加强党风建设的问题，自此之后几乎一直从不停顿地抓党风政风建设，党的13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党内消极腐败的问题，14大、15大的政治报告均有专门反腐败的论述，反复强调这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然而，20年来，虽然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在总体上并未能有效地制止不正之风，反之，腐败情况愈益发展，有些腐败案件的情节的严重性令人难以置信。这表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顽固性。就这个现象本身人们就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其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它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明确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今天，我们党仍然存在治党不严的状况，党内状况与时代赋予它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如江泽民所说的，“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有害的。但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同样是不对的、有害的……这就向我们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 

江泽民多次强调，今后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目前既存在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的确又存在着相当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面对来自外部国家的比较压力之下，来自有着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优越生活水平的外部国家对相对仍然贫穷落后和中国的挑战下，能否抓住目前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完成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三位一体”的历史任务是摆在全党、全国、全中华民族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这是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抓住发展良机，消除各种隐患，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亟需提高自己的驾驭全面、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他面对严峻挑战的决策回应。他提出的直接动因在于从严治党，治理党内存在的各种隐患，这是把中国事情办好的关键。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借用这些话，这种强烈的忧劳意识恰是兴国的精神前提，是消除隐患的政治智慧的凝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既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也是从严治党的标准，更是共产党廉明政治观的重要准则。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抓住了立党、执政、治国的根本，是防止党蜕化变质、增强党抵御风险能力的良方妙策，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有效措施。这一高层建瓴，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江泽民的睿智和远见。

党建理论的创新

西方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先哲们都曾经探讨过，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恰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所形成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都分别作过深刻的论述，并作出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一般纲领、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础。如斯大林所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3]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全面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初步创立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因此，邓小平对列宁在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理论贡献定位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4]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5]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恢复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并回答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从新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新。它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它科学地概括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历史任务，这既是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对党提出新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保持先进性的殷切期望；它是对我党全部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既对我党以往历程所发挥作用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又指明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根本问题；它是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的清醒把握，既满怀着对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同时也蕴含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强烈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对我党肩负着的民族、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重托作了准确的、全面的和完整的表述，提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它融经济、文化和政治于一体，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和要求，高度科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观和无产阶级的廉明政治观，提出了执政治国的战略思路，成为共产党执政治国的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的论述言简意赅，立意深远，具有务实性、时代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鲜明特点。

务实性，就在于它从现实的国际、国内条件出发，把客观现实作为治党治国的基础和依据。

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战线，坚持改革，锐意创新”。“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对我党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务实性的决策回应。正如他指出的，是为了解决党在发展中所面临着的“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今天中国，党处于关键地位，只要党顺利地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一往无前。务实性还体现于它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这正是抓住了立党和治国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古往今来所一再昭示的政治铁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就使治国立于不败之地。

时代性，就是“三个代表”扣紧时代的大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是时代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无一不加强本国的经济发展。江泽民正确把握时代的脉膊，敏锐地抓住发展这个根本，把发展生产力置于首要位置，并对国家的发展作了合理的布局，涵盖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既重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重视文化、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对生产力发展制度的变迁和利益协调机制形成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并强调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即社会利益的协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求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理论上精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标准和要求等基本问题。这表明了他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他的理论富有时代色彩的所在。

战略性，就是“三个代表”的论述把握着党的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的全局并具有前瞻性。

“三个代表”解决的不是党的具体组织措施，也不是国家的行政细节，而是关乎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即我党的兴衰成败、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民族的振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廉明政治、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和落实，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治党的角度看，他从新的历史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的标准和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必定能够坚持党的先进性并进而完成它肩负的历史任务。从治国的角度看，他从新的历史高度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观和廉明政治观作了系统的概括，划清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执政的根本区别，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执政治国必定能够推进国家、社会的全面进步并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体现了他是一个善于总揽全局、把握全面的伟大战略家。不但如此，“三个代表”具有突出的前瞻性，他高屋建瓴，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他一再强调的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先进”两字便突出体现着面向未来，预见未来的内涵，生产力和文化都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提出“先进”的要求也就必然要跟着时代的发展，站在时代的前列，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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