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xiè（1627～1703）清初诗论家。字星期，号己畦。嘉兴（今属浙江）人。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叶绍袁、沈宜修幼子。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任江苏宝应知县。任上，参加镇压三藩之乱和治理境内被黄河冲决的运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
【生平】
叶燮家庭背景
1627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祯元年，叶燮生于南京国学署，祖居今吴江市北厍镇叶家埭村。叶氏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叶梦得（1077～1148，号石林）为南、北宋间著名学者、诗人，曾官至翰林学士，极力主张抗金，多陈抗金之计，退职后居乌程（今浙江湖州）。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丰，有《石林诗话》等著作传世。此后，叶氏支派绵延，散居各地，江、浙、沪一带较为集中，宋、元间名人辈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誉。明初，叶氏第十六世叶福四由同里迁居分湖，成为分湖始迁祖，其居住的地方，后来被叫作叶家埭（即今午梦堂故里）。定居分湖的叶氏一族，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叶绅起，代有中举人、中进士的，叶绅在明成化间中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人称尚宝公。其后，第二十二世叶可成、第二十三世叶重弟（叶燮祖父）都是进士出身，叶可成曾参与并指挥抗倭斗争，吴江历史上有名的胜墩战役就是叶可成参与策划及指挥的。
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则是明末最杰出的女诗人，叶绍袁因不满官场黑暗腐败，辞官归隐后，与沈宜修在叶家埭筑午梦堂而居，夫妇二人与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艺的氛围里，一门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梦堂集》传世，其文学成就为叶氏家族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时人赞为“吴汾诸叶，叶叶交光”。叶燮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崇尚气节和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家庭中，为他此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叶燮为叶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谱，叶燮原名世倌、字星期。为叶绍袁第六子。
叶燮少年高才
叶燮的五个兄长、四个姐姐，个个都富于文思才情，在贫淡的生活中，流连诗词歌赋，表达对于生活的热爱。特别是三姐叶小鸾，常常手把手地教叶燮读诗、古文，培养他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小鸾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教叶燮读《楚辞》。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亲叶绍袁归隐后的最初几年达到高潮，聪慧的叶燮，四岁时由叶绍袁亲自教读《楚辞》，过目即能成诵，一时传为美谈。五岁时，与兄长们一起迁入谢斋（叶家读书之所）读书，由叶绍袁亲自教导，叶绍袁常指着家中“清白堂”的匾额对年幼的叶燮他们说：“我家自都谏公以来，五世食禄，所贻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顾不敢忘。我虽贫，不为戚戚，固穷安命，可以自怡。汝辈若能兴起继志，吾愿毕矣！”父亲的这些训诲，叶燮“谨泣而志”，铭刻在心，终生不忘。
然而，不幸却接二连三地光顾这个贫困的家庭，在兄姐们（二兄世偁、大姐纨纨、三姐小鸾）相继夭折后，母亲沈宜修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那时，叶燮才八岁，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丧母”，使年幼的叶燮中国足彩网地体味着尘世的悲欢离合。母亲去世后，叶燮跟随父亲读诗作文，家庭的变故，促使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诗歌创作也突飞猛进，三兄世傛夭折时，年仅十四岁的叶燮作《哭兄诗八首》载入《灵护集·附》（《灵护集》为世傛的作品集）。
受父亲叶绍袁的影响，叶燮从小钻研佛学，精通佛理，尤其是《楞严经》、《楞伽经》等。叶绍袁也常把叶燮带到佛寺接受熏陶。其中，10岁那年，叶燮随父到浙江径山拜访雪峤上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晚年游庐山时，在山上寺里见到雪峤上人画像后题诗：“从来散圣别禅宗，巨擘唯推此一公（雪峤）。我到庐山无别识，原来两世有家风”。可见佛学对叶燮有着深刻的影响，包括他的诗文创作。到了十五、六岁时，叶燮对佛学的理解和阐释，甚至连许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驳不倒他了。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间采选淑女，风波传到浙江，渐近嘉善。叶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紧急派人通知叶燮赶快到嘉善成婚，因叶绍袁不在家里（时在杭州），叶燮由长兄世佺带领赶往嘉善，因赶到稍缓，风波也已过去，没有举行婚礼。恰好那时嘉兴府开设科举考试（考秀才），叶燮就在嘉兴参加应试。三月发榜，叶燮高中第一，其应试文章得到高度评价，学使李于坚（介止）评为：“辞锋郁壮，妙辩纵横，至慧心灵悟，雷霆发声，万国春晓，岂小乘家可望”。阁学钱塞庵击节赞道：“以《南华》之汪洋，阐《楞严》之了义”。
叶燮三年流亡
1644年甲申之变，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随后，清兵大举入关，铁骑所到之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企图以武力来威胁人民臣服。在“民社既屋”之际，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学士，或树起义旗抗清，或削发为僧，走向空山荒刹。1645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叶燮一大早起来，与三个兄弟，随父亲在家庵圆通庵，和家人挥泪泣别，乘一叶扁舟，冒着瓢泼大雨，驶向茫茫分湖，开始居无定所，出没飘摇的流亡生涯，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故乡，从此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秋风瑟瑟，芦叶飞花，凄凄秋雨裹挟着漫无方向的离人之途。船行过处，遭受兵火之劫的土地满目荒凉，到处是颓墙废桓，路上尽是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直到九月十二日，打听到杭州城外皋亭山华桐坞有个叫安庐的地方，较为安全，叶燮立即动身前往，联系妥当后，将父亲等人接到安庐，暂时歇脚。流亡途中的生活，让叶燮真切地感受了人情冷暖。在皋亭山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既无法让家中知道他们流亡的情况，更无从知道家中会发生什么变故。寄居的庵主主动提出来愿代劳去分湖跑一趟，本以为有些油水可捞的庵主没想到叶家竟相当贫困，回到山中立刻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与庵主相对照的是周围的人家平日对叶家父子就很照顾，听到被赶走的消息，借了船送叶燮父子离开，也亏得他们帮忙，才侥幸躲过清兵的盘查，重新雇船再走。
到下一年（1646）农历四月，叶燮父子辗转进入太湖，先后在太湖周边的寺、庵中避难。一路上，叶燮他们大多寄住在寺、庵，使叶燮有机会观摩佛事的礼仪，与僧人讨论佛学，象奉慈庵迎如来佛像的仪式，圣恩寺说戒受戒的仪式等，既让叶燮对佛理及佛事有直观的感性认识，也给叶燮的流亡生活以些许的精神调节和慰藉，暂时忘却流亡的痛苦，同时对叶燮的学术和创作有深刻的影响。在太湖中相对平静的生活转瞬即逝，清兵疯狂搜捕、屠杀江南抗清义士的消息传到太湖中，叶绍袁也在追捕的名单中，不久，杨廷枢等人被捕杀害，叶燮父子只得离开太湖。叶燮雇小船陪同父亲由水路前往浙江，一路上困难重重，经过平望时，清兵设了重重关卡，叶燮与父亲化妆成农民，弃船上岸，绕道而行，在莺湖边与船只会合，重新上船，先到嘉善，随后，赶往浙江平湖，那已经是1647年的夏天。平湖冯家，是叶绍袁的外婆家，叶燮在平湖陪伴年迈多病的父亲，直到父亲病逝。
叶燮隐居横山
叶燮在平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离开平湖，孤身一人来到太湖，隐居横山。横山，在苏州城西南约十五里（古时计量，据《木渎志》）的地方，因四面皆横而得名。横山又名踞湖山，也叫七子山。据《横山志》，横山方广四十余里，苏州城外的茶磨、吴山、宝华、紫石、民山等山都在横山范围之内，横山是其总称，有横山山脉的说法，其南面临石湖，宋代诗人范成大隐居石湖，有范石湖之称。叶燮在三年的流亡生活中，曾经一度在太湖周边的山中、寺庵居住，对横山的地理环境有相当的了解。横山树木葱笼，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人迹罕至，是个适宜于隐居的处所，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就曾隐居于些，如朱桓、陆云、顾野王等。当时，山中就有一名据说姓陶的隐者隐居于此，此人从不与人交往，叶燮隐居于横山之后，二人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叶燮曾数次去寻访那人也避而不见，因此，选择在横山隐居，可以避开尘世的纷纷扰扰，尤其在清初，存有复明之想的叶燮，自然把横山看作是一个理想的隐居之处。古人在选择隐居场所时，往往存有忠、孝两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坟前结庐而居，同时为先人守坟，尽后辈一点孝道。叶燮选择横山，也不无这样的考虑。
迁分湖之前，叶家的祖坟葬在吴县西山，迁分湖之后，叶家的祖坟就葬在北厍大珠圩。尚佛的叶绍袁觉得风水不好，多方选择理想的墓穴。1641年、叶绍袁入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块地，买了下来，准备安葬先人的坟墓，其后，叶绍袁多次到踞湖山，规划坟地，到1643年农历十二月，叶燮随父亲等人到踞湖山百福字圩，将祖父祖母的坟安葬好，并迁入其它先人的坟。在出家流亡离开太湖往浙江前，叶燮还曾到祖先的坟上扫墓。在横山隐居，既可以为先人守坟尽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此举是一石三鸟，横山，自然成为叶燮隐居的首选之地。况且，当时叶燮的长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倕都在横山附近的邓尉、支硎等地避难、就医，也需要叶燮的照料，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叶燮在横山隐居下来。隐居于横山的叶燮，在横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门游历坐馆之外，几乎闭门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读书上，博览古今典籍，参悟学理与佛理。
叶燮奔鲋炊饭
叶燮的婚礼于流亡途中的1646年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举行。在那段流离失所的日子里，为了照顾疾病缠身的父亲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叶燮便不得不与新婚的妻子垂泪泣别。在横山住下来后，叶燮把妻儿接到横山，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自食其力，在住所边上开垦出小块土地，种上稻米、蔬果，还植花种草调节贫困的生活。为了生计的需要，叶燮有时还得离开横山。旧时的文人谋生的方式以当私塾的老师为主，称为坐馆。叶燮也是如此，叶燮少负才名，在江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请叶燮前去坐馆的人家很多，叶燮前后曾在苏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盐、石门等地做过多年的坐馆先生。
在做坐馆先生那些年中，叶燮在教小孩子读书之余，还有机会同当地一些少年文士相交往，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清初文坛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上的大吏要员。他们以文章声气相应求，文人的交往常以酒助兴，所谓诗酒唱和，叶燮与这些少年文士的交往亦常常约为诗文酒会，叶燮的雄辩阔论，精辟独到的见解，下笔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俨然有精神领袖的风采。而这种交往中建立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几十年过后，名士劳之辨（康熙三年进士）回忆当初与叶燮的交往时说：“予甫事操觚，追随于…诸君末，大率少壮习气，未尽除去”。当初叶燮等人的意气风发由此可见一斑，劳之辨又说，“其议论兼读其古文辞，学海才澜，随手涌出，予信其必以文章名世”。叶燮坐馆时与文人的交往，以及南来北往的匆匆奔走，开阔了思维的视野，文友交往时思想碰撞的火花，都为叶燮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
而叶燮自己对这一时期的坐馆生活却很不满意，这不是自己愿意选择，而是为了生计的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叶燮把自己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分别结集为《奔鲋集》和《炊饭集》，正是表达了这种思想。鲋是鲫鱼的古称，奔鲋即是为了觅食而奔波的鱼，炊饭的意思也差不多，说明了无奈、艰苦却还要去做的意思。因而，这两部书稿中的大部分作品，叶燮晚年在编《已畦诗文集》时多删弃没有选用，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见在其他人回忆、追悼叶燮的诗文中。
叶燮科举出仕
清朝初年，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特别是抗清运动声势浩大的江南地区，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残酷镇压抗清运动，包括进行文化控制，制造了“明史案”等惨案，一方面又使用怀柔手段，笼络江南的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大量录用江南的知识分子，尤其苏州，清初的科举考试中，出了许多状元（当然还有大量进士），状元和进士的数量超过全国其它地方。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步稳固，复明已经成为不可能，在这样有时代背景下，胸怀大志的叶燮重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决定走科举出仕的道路，做一番人生的大事业。
早在少年时期，为了应试科举，叶燮就学习过应制的诗文写作，青年以后，社会时局的变迁，生活境遇的变化，使叶燮在诗文创作时喜欢“六朝骈丽指事属辞饾饤藻馈”一类的作品，即诗文中堆砌华丽的词藻，也学习长于表达情感的长短句（即词）的写作，这些写作，是叶燮在特定条件下的游戏之作，晚年时，叶燮把此类作品尽行砍去，一首不留。科举应试，主要是写策论之类的文章。叶燮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等典章时，把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写成策论式的文章，一则是练习应试的技巧，一则是记录自己读书的所思所得，这些策论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后来收入《已畦文集》。收入文集的这些策论，一方面继承了“文以载道”说，一方面又能直抒胸臆，争是非而不争工拙，文章议论风发，语言雄辨，很有气势，构思新颖，立论大胆，层次清晰，步步深入，极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点是能不因袭前人，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却又非故作怪语的翻案文章，如《诸葛孔明论》、《李泌论》等。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以实践来检验功过是非，在层层推进的论述中，认为诸葛亮并非历来所论的“智”与“义”，李泌则才是当之无愧的“社稷之臣”，此论力排众议、不同凡响。经过精心的准备，叶燮在科举考试中一路顺风满帆，康熙五年（1666）在乡试中中举人，康熙九年取进士。
进士归来，叶燮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趁着尚未被选派官职，叶燮到安徽黄山等地游览，抒发豪兴。黄山的雄奇险绝、变化万端，其气象之阔大，让叶燮感慨不已，他在黄山住了十多天，反反复复地体味揣摸黄山的精神和韵味，但没有写一首诗，在古稀之年追忆当年游黄山时，依然为黄山的博大精深所感怀，觉得难以提笔作诗。
叶燮知县宝应
宝应古称安宜，秦时属东阳郡，唐代天宝年间，尼姑真如于安宜得到八样宝物献给肃宗，朝廷目为祥瑞，即将安宜改为宝应，隶属扬州府，沿习至今。康熙十四年（1675），49岁的叶燮怀着为国为民干点有益事业的理想，出任宝应知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叶燮到任之时，宝应县境满目疮夷，百废待兴，而民怨沸腾充塞于道，叶燮接任之时，立即着手整顿吏治，兴修水利驱除水患。宝应县境东北有一射阳湖，是当地的大湖泊。前任孙蕙在任时，射阳湖发生一起杀人劫案，迁延日久，未获真盗，孙蕙急于破案，竟轻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辞，将射阳湖无辜渔民四十六人，指为盗匪团伙，骈斩结案。叶燮到任后，当地渔民纷纷告状诉说怨情，叶燮展开周密的调查，详察灾情，在查清事实真相后，严惩凶犯，为被杀的无辜渔民恢复名誉，加以抚恤，终使怨案云开雾散，并将奸吏祥驱逐出境，赢得当地百姓的拍手叫好。面对当时连年水患，那些高官们只知墨守成规，却不懂因势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扰百姓而于患无补。康熙十五年，淮（河）黄（河）并溢，山阳钓鱼台，宝应高家堰，高邮清水潭一时并决，河水泛滥，声如雷霆，道路村庄全被冲垮，百姓呼号连天，景状十分惨烈。叶燮征督民夫抢修堤防，对老弱病残的贫户一律免派，而对那些“公然脱籍簿”，依然灯红酒绿的豪绅富户却概不豁免。叶燮审时度势，根据地理状况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紧抢修，叶燮亲自参加抢修河堤的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经过三个月的奋力抢救，宝应东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缓解了水灾造成的损失，虽然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却也得罪了那些豪门富户、缙绅之家。水灾刚过，洪水尚未退尽，当道监司即令申报涸田，以便恢复征赋。当道派出使者查勘，厉声呵斥：居然目中无官，而不报涸田。叶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实情以后，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叹息而去。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需要钱，以前，宝应地丁岁入了万余两，驿站额支1万余两，到叶燮时，地丁岁入仅1700余两，且须按月提解，无可挪移，驿站额支减为400余两，不啻杯水车薪，应付往来信使犹嫌不足。而“三藩”军兴以来，军器、粮草等运输使费，皆须地方垫支，虽可报销拔补，也大多是一纸空文，叶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强拔补，也是大打折扣。叶燮面临财政空虚，而家无余资的情况，只得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后来还有人到横山向叶燮讨债）。其实，叶燮并非没有钱路。当时宝应有“万乡绅之盗案”等三大狱，说情者，仇陷者，络绎不绝。若以此据为奇货，攫取万金可说轻而易举，叶燮却丝毫不为所动，秉公执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洁为当地百姓所拥护。
叶燮白田风雅
作为诗人的叶燮，在繁忙的公务政事之隙，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社会现状，一腔悲愤之情溢于笔端，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纪事杂诗十二首》，悉系发自肺¸之言，堪为史诗。《御马来》写讨伐“三藩叛乱”时，骑兵过境，先遣一骑冲风而来，“手持大府贴，御马到头行”，索要军需粮草限时刻日，军帖告诫：“毋轻身与名”，连县官吏役都战战兢兢，何况百姓。清廷为恩赏讨叛将士，特自内库关发饷银，由京解送前线，称为“帑金”，《帑金递》纪述，所过州县，要确保其安全，且须备足民夫到站倒换，“夕到朝送发，斯须勿停徂”，而宝应当时“邑小剩残黎”，应募的人虽勉强挨达前州，却“道死十三躯”，尸体运回，家人哭声动野。
反映宝应水患的《荷锸夫》记一位荷锸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抛酸楚”，“肠饥转鸣鼓”，相反豪门巨户却“占籍酣歌舞”。《采柳谣》描述水患时的扰民，当时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东乡，今年采西乡，东西两乡柳，采之尽斧戕”，以致“境内一望空”，而这些“投之沧渊中，飘如马脱僵”。《衙前钟》等抨击上官、令史和大差们，不顾人民疾苦，索要“牺牲酒醴罗，玉帛交横陈”的供应，尤其是频繁的大役，搞得人诚惶诚恐，闻“钟”丧胆，惟恐“抗拂立粉齑”。
叶燮的这些诗稿在宝应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一批正直的文人为知县的人品、文品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追随在叶燮身边，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和叶燮结成了真挚的友谊，并这种友谊保持、发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终老。这些人中有称为宝应二杰的王筑夫、陶（及其子文虎），宝应状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当时还是青年），翰林侍读乔莱及其子崇烈等。乔莱，号石林，康熙六年进士，后举博学鸿词，升至翰林侍读，至今宝应仍存其私家园林纵棹园。乔莱与王式丹在叶燮晚年曾多次到横山探望叶燮，留下不少诗作。乔莱归隐后在故居（后改名亏园）筑乐志堂，请叶燮作《乐志堂记》，那时叶燮已64岁。后来，宝应的诗人还邀叶燮重至宝应，并由叶燮撰《宝应重修六事亭碑记》。宝应又有别称白田，后来，宝应的诗人将叶燮在宝应时所作的《记事杂诗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后来重至宝应所作的诗与当地诗人的作品，分别编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风雅》等集子。这一时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极一时风雅之盛，史称白田风雅。
叶燮罢官退隐
尽管叶燮在宝应清廉自守、政绩斐然，得到人民的爱戴，却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先是叶燮的前任知县孙蕙（字树百，山东淄川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宝应知县），孙蕙因礼聘同乡蒲松龄为幕宾得风雅之名，蒲松龄因不满其工于权术、贪婪无厌，不到一年即辞他而去。叶燮晋京谒选时，已升任户部给事中的孙蕙将心腹祥（见上二篇）相托。叶燮平反射阳湖冤案并作成《湖天霜》一诗记述，还将祥驱逐，孙蕙知道后对叶燮种下刻骨仇恨，务求置之于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纠弹。
接着叶燮同榜进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禄寺少卿，降清后任兵部侍郎）在吴三桂举兵攻略江西时，以其父曾流寓宝应与邑中李姓相契，遂举家东迁，抵宝应之日，向叶燮索马夫一百名，叶燮以额例为辞，李振裕却迳命驿站夫头，如数派往其家。是日，适总河都御史巡河至宝应，需差役却无人承应，叶燮询问驿差，回答说往李翰林家供役了。叶燮责备夫头，引起李振裕恼怒，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挟矢，震噪公堂，锁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几死，叶燮前去理论，李非但不认错，反而恶语相向，并忌恨在心。后来，李升至户部尚书。
还有江都张问达，听信捕风捉影之辞，昂然向叶燮勒馈千金，遭到拒绝，竟鼓动淮扬间的邑绅大户共同寻找叶燮的毛病，一时流言四起。加上过往宝应的各级官吏都未能从叶燮那里索要到财物，对叶燮也多有指责。于是，缙绅大户讧于下，藩司河道责于上，往来官员怨于朝，叶燮以一区区县令，自然挡不住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况其中又有两位声势煊赫的京官，终不免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空洞罪名罢官而去。罢官之后去向何处，叶燮在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无论梦断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复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么，能去的，看来也只有曾经隐居过二十多年的横山了。
叶燮离开时，两袖清风穷得连赶路的盘缠也没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宝应的父老乡亲获悉之后，凑钱为叶燮置备行装，买船送叶燮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让叶燮非常的感动，挥笔写下《赠行碑》一诗。多年后重至宝应时仍有“赢得长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马频嘶”的欣慰。罢官之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无法在当时的官场立足，因而绝意仕进，在离开宝应回横山前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既已在世外，宦游永断”，萌发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说“瓢笠之念已居六七”。叶燮回到横山安顿好家眷之后，带上简易的行李，开始了名山大川之行。叶燮的此番游历，不同于一般的游山玩水，既为了消遣胸中的郁闷，领略山川风情，也由于生活的贫困，可以通过知交的朋友，略略得到一些经济的资助，同时增加生活历练，丰富人生体悟。
叶燮游历山川
叶燮先后东到泰山，登临泰山绝顶，西至嵩山、华山，南游闽粤历雁荡山、罗浮山直到南海之滨。祖国的壮丽河山，既给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开阔视野，拓展心胸，跳出一己之荣辱得矢的考虑，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热爱生活。游历中，有机会中国足彩网地接触下层人民，增加了生活阅历，极大地丰富了诗文创作的题材。这一时期，是叶燮诗歌创作的多产期，除了和友朋之间的唱酬外，中国足彩网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甘苦的纪实之作，这些诗作很快流传开来，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游历中，叶燮有机会广泛接触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的一些名流。年轻时代的旧交不少已成为当时名士，如曹溶（秋岳，浙派词开创者）、吴之振（孟举，宋诗派先导）等，还结识了一些新朋，象写戏剧《桃花扇》的礼尚任、张玉书（翰林学士、尚书）、朱彝尊（竹坨，浙派诗人饮袖）、梁佩兰（药亭，岭南三大家之一），以及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渔洋）等人，朋友间的讨论切磋，批评辨驳，使叶燮对当时诗坛现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诗坛流弊觉得有必要加以矫正，这一切，初步触动了叶燮《原诗》创作的想法。
王士禛对叶燮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诗古文镕铸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尔孤立，不随时势为转移，然后可语斯言之立”。这一次的诗意游历，对叶燮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叶燮十分重视行万里路的游历，每有机会，必欣欣然出行。在《将远游奉别诸同人》一诗的序中，叶燮写道：“余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饥渴，岱宗嵩少匡庐黄山，曾陟焉而得其胜，独未登太华、峨眉为憾。今年已七十，倘复迁延不往，其不为终生疚乎？决于今春奋然出门，以毕此愿。……余此行原决不望生还，……倘获长逝于削成万仞雪岭天半、丹崖翠壁、古刹（佛塔）名蓝（即寺院）之间，便当埋此，题一碣曰：‘有吴横山人叶子之墓。’斯愿长毕矣”。
76岁那年，叶燮还为没有到过近在百里的绍兴五泄而遗憾，决计前往，游玩回来后不久，就在横山病逝。
叶燮设馆授徒
叶燮在游学过程中，对当时诗坛盛行的刻板的摹拟和复古之风十分不满，为了宣扬自己的诗歌理想，回到横山后，叶燮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学生，设馆授徒，系统教授自己的诗学观点，讲解诗歌理论，指导诗歌创作。在教学中，叶燮以杜甫、韩愈和苏轼三家的诗作为教材，叶燮认为这三家都体现了创新和求变，是影响其后诗风的代表人物。三家中，叶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怀其身世遭际和史诗般的纪实风格，更重要的是杜诗中的创新，叶燮认为杜甫的诗包源流、综正变，前人诗歌的优秀品质，“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为前人之诗也”。
叶燮以杜甫为楷模，学习大师们创作的“自命处”，根据具体实事，自抒胸臆，因情而文。叶燮对自己的诗歌创作颇自负，对学生们训诲说：“我诗于酬答往还或小小赋物，了无异人。若登临凭吊，包纳古今，遭谗遇变，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与众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虽前贤在侧，未敢多让。”当时从叶燮学诗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潜、叶长扬、张锡祚、薛雪等后来都成为一时名士。
张锡祚（1672-1724，又名永夫），木渎人，生活贫苦，为人高洁，气节高尚，诗才横溢，后来穷饿而死，其墓葬灵岩山下（即再来人墓）。
薛雪（1861-1770），字生白，号“一瓢”，清通医学，与当时名医叶天士齐名，有《一瓢诗话》等作品传世，论诗继承叶燮的主张。
叶燮的学生中，成就与影响最大的要数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
沈德潜少有才学，大器晚成，67岁才中进士，翰林院编修，授尚书衔，得到乾隆皇帝赏识，称为“江南老名士”，特许沈建立生祠，亲书“诗坛耆硕”之匾，死时，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沈德潜著作等身，其诗学著作《说诗晬语》，大多引叶燮的观点，就是不曾明言是叶燮的言论，亦多暗袭叶燮的说教。《说诗晬语》不成系统，但其地位使其影响比叶燮要大，也使叶燮的思想得到广为传播。
沈德潜后被尊为“乾嘉诗坛托塔天王”，连叶燮的对手汪琬也不得不感叹“横山门下，尚有诗人”。
叶燮的学生中还有侄子叶舒崇（四兄四侗之子），舒崇九岁丧父，由叶燮抚养长大，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官中书舍人，但舒崇也不幸早夭，死时仅三十多岁。舒崇得叶燮亲授，才名享誉文坛，与叶燮并称，有“大阮小阮”之目，其流虹桥（位于松陵镇）轶事在文坛传为佳话，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均有诗词以记。
叶燮主要著作
《原诗》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后收入《昭代丛书》和《清诗话》中，合为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与《一瓢诗话》、《说诗晬语》合刊），以《清诗话》本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内篇上下分卷，据文意略有调整。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源流正变，即诗的发展；下卷论法度能事，即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己畦集》中尚有《与友人论文书》等文学论文，宗旨与《原诗》略同，内容亦不出以上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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